简论中国传统经典诠释学的确立

经学是传统儒学的存在形态，经典诠释是儒者表述思想、发表见解的基本方式。不论是先秦儒学，还是汉学和宋学，无不依托经典的诠释来展开自己的学说和思想。五经是儒者的信仰所在，是儒者的社会政治理想所在，实现五经中的王道理想成为儒者的使命；五经对于传统社会而言，是一切社会政治制度和措施的依据，是社会统治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来源。因而，研究经典诠释学对于认识儒学和传统文化的实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传统经典诠释学的研究大致可分为经典文本、诠释者、诠释方法三个方面。从经典文本方面来看，五经文本的话语对于经典诠释的影响十分重大，可以说正是经典文本所具有的话语决定了诠释者诠释的目的和方向，也同样影响了经典诠释的方法。传统经典诠释文本具有两个特征：一是经史合一；二是经传合一。

五经本是上古三代政治、文化史料的记载和汇编，孔子所开创的儒学就是通过对五经的诠释，将五经中的上古三代历史升华为王道理想，并用王道理想来重新诠释上古三代的历史。这样，上古三代的历史就超越了历史时间的局限，成为儒者的社会理想和精神信仰。因此，在儒家心中，史不是历时性的过去事实的记录和说明，而是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的理想和价值源泉。上古三代的历史成为传统社会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和最完美的社会制度。史上升为经，史成为一种具有绝对的道德价值评判的理想世界。这就是孔子诠释五经的意义。在秦汉之际，儒家对五经的诠释又经过进一步的诠释，适应了秦汉社会的需要，经学成为官方的博士之学，经典诠释学成为社会的统治意识形态，这样，经典诠释学得以正式确立。

五经经过先秦时期孔子及其弟子和汉初经学家两次诠释，不仅成为儒者的人生经典，而且成为传统社会经典。以史为经，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信仰，它影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也影响了传统儒者的人生实践。五经的这种意义并不是文本中提出的，它实际上是孔子为首的儒者所诠释出来的。因而理解五经的史的意义，必须依赖孔子对经典的诠释。孔子及其弟子对经典的诠释的认识和著述，被称之为“传”，而没有传，人们不可能理解五经文本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例如，没有《易传》，我们无法理解《易经》中所蕴含的天道观；没有《春秋公羊传》，我们不可能理解孔子作《春秋》的用意；没有《礼记》，我们不可能认识《仪礼》所蕴藏的道德意蕴。所以，经典诠释学并不是直接表现为对五经的诠释，而是通过对西汉经学确立之前诸位经学诠释大师所作的传的诠释来诠释理解和诠释五经。这就是经传合一的特点。

经学虽然尊奉五经为经典，但是随着经典诠释的发展，《论语》、《孟子》、《孝经》、《礼记》、“春秋三传”等传记都成为了经典诠释的文本。最后，五经发展为“十三经”。这些先秦儒学所创立的“传记”与五经之间的差距，就是汉代以后经典诠释学的诠释空间。

经典诠释学对于诠释者来说，首要的就是接受经典的基本思想和观念。因此，经典诠释的发展和演变必然受到经典诠释者的前见的影响。而经典诠释者的前见则通过对孔子所诠释的五经的学习而获得。因此，研究和认识诠释者的特质就必须分析孔子对五经的诠释。孔子虽然是五经上升为经典的关键人物，但孔子并不是一个凭空产生的创造者，他继承了周代的礼乐文化，通过对周公所制作的周礼的继承和总结而创造了一套儒家理念。因此，孔子不仅是一个作者，同时也是一个述者，他深受周公的影响，以克己复礼为己任。在孔子对五经的诠释过程中，孔子不仅将王道理想上升为天意的体现，更将这种体现天意的王道理想的实现体认为自身的使命。这样，孔子就将信仰的体认和道德修养以及信仰的落实与实现集合为一个过程，这就是五经的诠释过程。将对天道的体认和自我的道德修养以及天道在社会政治现实中的落实统一在一个过程中，这就是经典诠释学者所处的诠释境地。而如何体认信仰，如何通过道德修养来实现王道就成为经典诠释家诠释经典的目的。